承认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发展得太快、太远，并不属于党派政治。

最难以察觉的事物往往就在眼前。这一点在美国企业治理的根本性重塑中尤为明显，这一变革源于一个现实：普通人，而非无面金融公司或华尔街巨头，才是真正拥有美国企业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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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这引出了最基本的企业治理问题：公司的宗旨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的辩论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理念的提出中达到高潮，该理念由_商业圆桌会议_宣布，并在疫情前不久由近200位上市公司CEO签署，否定了长期以来企业治理的基础——股东至上论。受媒体热烈报道和上一届政府呼吁终结股东资本主义的影响，特殊利益集团将ESG（环境、社会、治理）置于财务利益之上，超越了_商业圆桌会议_的做法。

资金管理公司迅速成立了以ESG为重点的基金，投入大量资金于看似无数的“绿色”创业公司，并在大多数问题上支持社会目标代理人和股东激进分子。与此同时，代理咨询公司开始根据气候影响和其他ESG议题对董事进行评级，而非公司财务表现。不出所料，尤其是大型公司纷纷争先恐后地在这些问题上表现积极。

然而，正如在一个互联的世界中常见的那样，事情发展得太快，超出了预期，以至于我们现在正处于对基本企业治理理念的激烈重新调整之中。将此仅仅归结为党派政治的产物是错误的——这远不止于此，也不仅仅是对利用利益相关者治理以实现政治目标的牛顿式、对立反应。

这里主要有三股力量在起作用。

第一，认识到，虽然可持续性仍然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但气候变化并非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不值得在未经验证的项目上花费数万亿公共和私人资金，而这些项目在《巴黎协定》的极端情况下，将要求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应要求公司花费巨资满足一刀切的ESG报告要求，这些要求对学者、匿名监管者和验证报告的专业机构而言才有意义。

第二，投入到ESG投资工具和创业公司的数十亿资金未能带来令人满意的财务回报，许多已被关闭或改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意识到大多数公司已经接受并愿意公开报告其ESG基础问题，特别是可持续性和平等，并采用以“做正确的事”为原则的决策方法。对它们而言，除非将ESG目标追求到表面上极不公平的极端，否则根本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许多例子：SEC撤回对社会使命股东提案的支持、全球最大金融公司切断与代理咨询双头垄断的关系，以及各州公司法的变革，以重新平衡公司与无实质财务利益的诉讼律师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这绝非一时的政治或社交媒体潮流，而是股权所有权的重新定位：回归到个人所有者的手中，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人们，而非大多匿名的金融机构，才是真正拥有美国企业的所有权，而这些机构只是管理着投资工具。几十年来，巨头公司首次将投资者关系/公共关系（IR/PR）项目重新聚焦于个人投资者。与此同时，管理着数万亿他人资金的投资公司也开始听到监管者和其他方面的警钟，质疑它们如何行使可能被真正所有者反对的投票权，因此逐渐将投票权返还给个人所有者。同样，虽然要让这一机制更完善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公司正采取措施，旨在便利实际受益所有者的投票传递，简化代理投票机制，甚至建立机制，让个人股东（大多支持管理层，持有而非交易投资）可以发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投票指令。

随着公司提供的养老金逐渐成为过去，社会保障金也难以支付房租，人们越来越依赖于401(k)和其他投资进行退休。毫无疑问，他们希望公司鼓励平等机会，运营可持续的企业。但所有这些都是结果，而非原因。去年夏天，一项鲜为人知的联邦法院裁决指出，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的401(k)计划受托人违反了忠诚义务，允许ESG利益影响计划管理。显然，投资他人资金的其他机构也可以说同样的话。

归根结底，社会目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潮流之所以逆转，是因为它变成了目的本身，而非实现某个目标的手段，并被推向了极端——大多数公司已经支持关键的ESG目标，认识到它们对在21世纪取得成功的企业运作至关重要。但前提是，这些目标必须与企业的真正宗旨相连——为股东的长期利益而运营，而非追求抽象的社会或政治目标。也就是说，ESG考量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无论电子和社交媒体上最喧嚣的声音怎么说。

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上：董事会被赋予监督管理层的职责，最适合决定如何平衡公司目标，而非由狭隘的、非黑即白的决策视角的单一目标组织。使利益相关者治理变得多余或过于极端的核心原则，必须在每个层面、尤其是在公司最高层，得到嵌入。这意味着，企业治理的变革需要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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